谁知道这个历史人物是谁20岁明末避兵乱筑室山中读书,因为说话太狂到处得罪人,于是漂泊江湖三十多年,五十八岁才举博学鸿祠科入馆修明史,越十年,称病还乡.老婆死了一个又一个,六十七岁

谁知道这个历史人物是谁20岁明末避兵乱筑室山中读书,因为说话太狂到处得罪人,于是漂泊江湖三十多年,五十八岁才举博学鸿祠科入馆修明史,越十年,称病还乡.老婆死了一个又一个,六十七岁
谁知道这个历史人物是谁
20岁明末避兵乱筑室山中读书,因为说话太狂到处得罪人,于是漂泊江湖三十多年,五十八岁才举博学鸿祠科入馆修明史,越十年,称病还乡.老婆死了一个又一个,六十七岁才得一子,长到四岁又夭折了.他老说自己生病生病,可居然高寿九十四.
我的见解：说20岁明末，那么说明这个人生于17世纪20年代左右（因为1644清军入关）。但是这个人“举博学鸿祠科入馆修明史”，这中间就有个疑问：众所周知，明史是浙江人庄廷龙组织编著，是一部民间作品。那么何来“举博学鸿祠科入馆”？庄廷龙因为此事还在雍正年间被开棺戮尸，家族抄斩，是著名文字冤狱。
所以我怀疑，是不是这段文字中间有的内容有误！

谁知道这个历史人物是谁20岁明末避兵乱筑室山中读书,因为说话太狂到处得罪人,于是漂泊江湖三十多年,五十八岁才举博学鸿祠科入馆修明史,越十年,称病还乡.老婆死了一个又一个,六十七岁
应该不是李贽,虽然他也到处得罪人(封建卫道士),但李贽不是因为著因为"离经叛道"被迫害致死了么?
按时间明末和"筑室山中读书"还有修明史来看,可能是明末清初的几个思想家之一: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
我认为王夫之可能性比较大.
仅是个人推算啊
不保证正确

我不知道是谁,但我知道一定不是曾国藩!

朱彝尊? 可是有些不符.

上网查查，肯定不是曾国藩，他是清末的人，时代不同。

明朝李贽

曾国藩?

王夫之没得罪过人……
黄宗羲的可能性比较大……他批判封建主义君主专制批判得那么厉害被抓起来也不奇怪……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州，亦号南雷，浙江余姚人。他的父亲黄尊素为万历进士，天启中为御史，是东林党人，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又下狱，受酷刑而死。十九岁的黄宗羲乃进京讼冤，并在公堂之上出锥击伤主谋，追杀凶手，明思宗叹称其为“忠臣孤子”。黄宗羲归乡后，即更加发愤读书，“愤科举之学锢人，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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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州，亦号南雷，浙江余姚人。他的父亲黄尊素为万历进士，天启中为御史，是东林党人，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又下狱，受酷刑而死。十九岁的黄宗羲乃进京讼冤，并在公堂之上出锥击伤主谋，追杀凶手，明思宗叹称其为“忠臣孤子”。黄宗羲归乡后，即更加发愤读书，“愤科举之学锢人，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且建‘续钞堂’于南雷，以承东发（疑系“林”字——笔者按）之绪”（《清史稿》480卷）。又从学于著名哲学家刘宗周，得蕺山之学。清军入关后，黄宗羲召集里中子弟数百人组成“世忠营”参加反清战斗，达数年之久。失败后返乡闭门著述，清庭屡次诏征，皆辞免。
黄宗羲的启蒙思想完全没有外来思想的影响，空前绝后，被称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
黄宗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清政府撰修《明史》，“史局大议必咨之”（《清史稿》480卷）。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真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他的政治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
《明夷待访录》一书计十三篇。“明夷”本为《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辞有曰：“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为六十四卦中第三十六卦，卦象为“离下坤上”，即地在上，火在下。“明”即是太阳（离），“夷”是损伤之意。从卦象上看，太阳处“坤”即大地之下，是光明消失，黑暗来临的情况，意光明受到伤害。这暗含作者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愤懑和指责，也是对太阳再度升起照临天下的希盼。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是等待贤者来访，让此书成为后人之师的意思。另外，“明”就是太阳，亦称为“大明”，暗合“大明朝”；“夷”有“诛锄”之解，又有“视之不见”之解，暗含作者的亡国之痛。该书通过抨击“家天下”的专制君主制度，向世人传递了光芒四射的“民主”精神，这在当时黑暗无比社会环境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原君》是《明夷待访录》的首篇。黄宗羲在开篇就阐述人类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他说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是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也就是说，产生君主，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对于君主，他的义务是首要的，权力是从属于义务之后为履行其义务服务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然而，后来的君主却“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均见《原君》）。对君主“家天下”的行为从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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