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用“焚书炕儒”的手段加强思想控制,这种做法是否可取?

秦始皇用“焚书炕儒”的手段加强思想控制,这种做法是否可取?
秦始皇用“焚书炕儒”的手段加强思想控制,这种做法是否可取?

秦始皇用“焚书炕儒”的手段加强思想控制,这种做法是否可取?
秦朝实行“焚书坑儒”,西汉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二者的根本着眼点都是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秦朝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刚刚建立,一些儒生攻击郡县制度,儒家思想不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巩固,所以秦始皇“焚书坑儒”.西汉武帝时,一度泛起的分封势力被铲除,需要以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政治上的统一,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是政治经济的反映,统治阶级总是根据现实统治的需要选取治国思想.统治者采用哪一种思想治理国家,取决于统治者的主观认识和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秦朝“焚书坑儒”,儒家思想遭压制；汉武帝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被独尊.同样是两个封建王朝对儒家思想却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陆贾曾指出：“秦非不欲而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久而用刑太极故也.” 秦统治是要把法家的路线彻底化.秦政对儒家的打击,除了在政治实践上一贯依靠“力治”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焚书坑儒”.这是两件有内在联系却在不同时空中发生的事.“焚书”的直接背景,是儒家人物淳于越博士,对秦政提出批评,要求借鉴殷周的王道.但这一建议立即遭到李斯的批驳.李斯所使用的理论,就是法家的一贯理论,即政治必须立足于现代,拒绝从儒家传统“德治”中寻找智慧.为了对儒家进行致命性的打击,李斯建议焚烧以《诗》、《书》等为首的儒家书籍,并很快就讨诸了行动（时在公元前211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方大规模的焚烧书籍的事件.但是,对于“焚书”的起因,“焚书”究竟焚烧了哪些书,历来有不同的说法.钟肇鹏先生的《焚书考》,对此作了深入的讨论.在他看来,商鞅、韩非已经有销毁儒家书籍的主张,这也是后来李斯建议焚书的理论根据.奉行“力治”或“唯力主义”的诸侯国,其最典型的就是秦国,其关键性的实践人物,是秦始皇和李斯.从一时的政治实践结果来看,“力治”在秦国显然是成功的,它为秦国带来了强大,也使它有能力把分裂的中国第一次统一起来.但是,它的成功之处,也正是它的失败之处.统一中国之后的秦帝国,继续强化其“力治”路线,以吏为师,严刑峻法.儒家的“德治”观念,在政治实践上已经完全被边缘化了.“力治”使秦国迅速崛起,但也使它很快走向灭亡.对此,我们固然可以从许多方面,总结其历史教训.但是,其中一个最大的教训,就是“力治”决不是万能的,正如“德治”并不是万能的一样.贾谊的《过秦论》,可能是是对秦国灭亡原因作出解释的最早文献.照他的说法,秦国的灭亡主要是因为“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弱为天下始.”法家 “力治”的核心是获得强大的权力和物质力量,在于控制百姓,使之成为统治的工具,而不是立足于民意,以民为本.但是贾谊认为,与民为敌的,最终将被民所颠覆：“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焚书坑儒是秦王朝想在思想上统一全国,进行愚民的残暴手段,也是对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一次摧残和破坏.焚书坑儒可以说是法家思想的又一次重大实践 ,直至汉代的“独尊儒术”才将它拉还“政教合一”的轨道.此外,焚书坑儒对文化典籍的破坏和对文化人心理的伤害.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武帝依靠文、景两代积累的财富,大事兴作.与此同时,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力量的强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逐渐加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矛盾逐渐加剧.因此,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有其时代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从此,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由于儒学思想对于封建统治有很大的帮助,在此后的历朝历代,都成为封建统治者进行文化专制的思想工具和封建专制文化的统治力量.此外,由于儒学的统治地位,对后世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将儒学延拓的学术理论也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