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

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
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

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
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
有趣的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努力汲取伊斯兰文明的伟大成就走向繁荣后,当今的西方却固执地把所有穆斯林的弊病,从缺乏民主到经济萎靡,统统归咎于伊斯兰.对于恐怖分子及其灾难也不例外,有人说他们是一种必须彻底铲除的邪恶宗教思想的产物,就算这个说法成立,那也只是事实的一部分.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为什么那些制造爆炸的人会追逐这种邪恶的宗教思想而非其它呢?请记住,在有着明显的政治与思想分歧的伊斯兰社会,它并不是正统的宗教思想.
究竟是什么驱使他们偏离了穆斯林的主流思想而选择了认定屠杀无辜平民是正义的这种邪恶的观念呢?究竟是什么诱使这种极端的思想意识脱离了抽象的意识领域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爆炸场面,以致到处是残缺的四肢和烧焦的尸体呢?
如果我们选择黑格尔的哲学观,我们会接受布莱尔和布什用意识形态来解释历史现象的说法.然而,我宁愿仿照马克思的做法把历史打个颠倒,历史是思想意识的来源而不是相反.思想意识不能被用来解释历史现象,因为它本身就需要被解释.我们必须越过这种极端观念本身,正视产生及孕育它的罪恶现实.
思想意识不是导致罪恶产生的根源,而是在探究其原因及根源时所得出的结论.
以几个月前在伦敦地铁站进行大爆炸的四个袭击者为例,媒体在对他们朴素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后,把他们惊人地描述为四个普普通通的人,过着平静、普通的生活,和他们的同龄人没有任何区别.
他们大多出生于里兹,上过小学和中学.其中一个在爸爸的副食店里帮忙.他是体育发烧友,酷爱板球和曲棍球；另一个热衷于在白金汉郡他的家里把音乐播放得震天响,并因此而惹得四邻不安；第三个因喜欢悄悄地坐在便道边和当地的年轻人一起喝啤酒而令人生厌.
那些对事实视而不见的人一味固执地认为恐怖主义完全是一种宗教思想的产物,现在,他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会依附于这种可怕的、允许滥杀无辜的极端思想,而舍弃父辈们平静的、传统的信念,舍弃学者们和平、宽容的宗教思想,舍弃苏菲主义的精神以及占主流的伊斯兰复兴主义的中正立场呢?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们之所以变得极端起来,是由于他们在家里目睹了电视屏幕上所发生的激烈政治事件,看到了发生在费卢杰、巴格达、杰宁和加沙的死亡、痛苦、毁灭的场面.
英国和美国的一些智囊机构,如社会经济研究顾问委员会等,发布的一系列报道和漏洞百出的对外事务备忘录,也都证实了英美的外交政策与目前恐怖分子的爆炸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恺撒母是一个以伦敦为中心的,享有盛名的中立的对外事务智囊团.它认为英国在阻止恐怖主义活动方面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个国家 “坐在了美国反恐战争这辆摩托车的后座上”,它认为是伊拉克战争加速了基地组织的复原.
正如中央情报局的宾拉玎部的前任首脑所说：“要否认恐怖主义与我们的对外政策有联系这本身就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奥斯曼·胡塞因是7月21日爆炸事件的嫌疑人之一.据说他年轻时一直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好色之徒.他告诉审问他的意大利人,他和他的朋友曾经看过一段关于伊拉克战争的电影,“是被英、美士兵杀害的妇女、儿童,哭泣的寡妇,母亲和孩子.”
在地下室发现的斯狄克可汗的录像片也传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同样的信息,他以单调的约克郡口音宣称：“我们的战斗将永不停息,直到你们停止轰炸、放毒气和解除囚禁为止”.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强权处于主导地位,地理概念已几乎失去其实际意义.如今发生在巴勒斯坦,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其他遥远的国土上的惨剧已经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
我们不能再远离我们的国家,到遥远的他国土地上肆意咆哮,吞噬默默无闻的民族了.这样,他们势必会侵占我们的海岸,城市和村庄,攻击我们的弱处,结束我们的安全感.
实际上,伦敦爆炸案不过是正在全球上演的戏剧的一个小插曲.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在埃及、沙特阿拉伯、叙里亚、阿尔几利亚和突尼斯,许许多多的家庭仍然无助地、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儿子突然从大学课堂上、工作场所里销声匿迹,去加入到伊拉克自杀式爆炸袭击的可怕死亡队伍里.
这就是美国殖民主义冒险家们在伊拉克劳民伤财的愚蠢行为.它把基地组织从坎大哈的山洞里、大山中释放出来,使它进入了穆斯林的心中.随着伊拉克的被占领,它变成了孕育恐怖主义的温床和吸引幻想破灭者的磁铁.事实表明,美国的坦克和B52轰炸机带给巴格达的不是自由和解放而是死亡、毁灭、混乱、教派分裂和基地组织.
然而,之所以伦敦的爆炸者如此引人注目,还在于他们明显的无归属感.他们既不属于周围的大多数人,也不属于他们的民族宗教社区.他们既不接受和他们有很大差距的主流的西方文化,也没有接受伊斯兰社区的传统文化,他们不属于任何一方,他们是少数中的少数.
他们从基地组织极端思想中寻求解释来表达植根于他们内心深处的巨大不平.思想意识,无论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还是伊斯兰主义终究不过是一种对社会政治不平的表达.
许多人草率的把恐怖主义现象归结于宗教教育制度,疯狂地将它同传统的伊斯兰教育相联系.然而,经过对伦敦,纽约和华盛顿的爆炸案仔细地调查后,我们对这样的说法提出严重的质疑.卷入爆炸活动的这些年轻人无一接受过真正的宗教教育,无一毕业于伊斯兰大学的神学系,甚至根本没有上过教授信仰的学校.事实上,由于宗教机构所谓的不问政治和对政治独裁的默许,它一直是激进小团体强烈的谴责对象.
对所有涉嫌制造爆炸的年轻人而言,他们共同的问题是：宗教文化知识的明显欠缺和对伊斯兰教义的无知,而不是知之过多.他们在突然的情绪冲动之下,由于没有合理正确的宗教理解和足够的政治经验引导,才误入了激烈的极端主义深渊.
对伊斯兰思想的理解虽然各人有各人的不同,而正统的信念始终是中流砥柱,由品格高尚的伊斯兰乌玛（学者）加以诠释.这种和平的伊斯兰精神日益遭到了后殖民时期穆斯林社会动荡不安的现状的破坏,同时,阻止阿拉伯地区的政治变化,同意有计划的进行种族屠杀,在巴勒斯坦的非法定居以及通过军事入侵和占领伊拉克实现殖民化时代的复兴等缺乏远见的西方对外政策都加速了形势的恶化.
当看到杰宁难民营大屠杀后布什会见“和平大使”沙龙时,就好像沙龙的推土机活埋的是蟑螂而不是人,仅此一幕就足以使无数年轻的穆斯林们掉转枪口,走上义无反顾的道路.
现实罪恶总是无一例外地摧生极端思想.这些制造爆炸者的丧失理智可归因于这些疯狂的对外政策,正是这些政策使这个世界变得动荡不安,把家庭,社区,和国家民族弄得四分五裂.如果这一切不加以改变,这个充斥着仇恨和暴力的世界也将毫无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