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化胡何解?

老子化胡何解?
老子化胡何解?

老子化胡何解?
从“化胡”到“化全球”
作者：张绪通
《老子化胡经》曾经是道教的一部经典,相传作者是道士王浮,南朝僧佑在他《三藏集》中的《法祖法师传》里说：“昔,祖（师）平素之日,与浮（王浮）争正邪,浮屡曲,即竟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以诬谤佛法.”王浮是西晋时的道士,而且是一位道教的祭酒（领袖）.最早《化胡经》的作者是王浮,得到了佛教文献的旁证.该书主要的内容是认为：老子出关西去之后,把他的教导传化于西域,并特别指出,所谓印度佛教乃是渊源于老子的教导.《化胡经》中的“化”字,包含了教化、宣化与转化的意义,“胡”自然就是洋人、外国或外国人的意思.长时期,中国人除了中国的汉族以外,所有的外族或外国,一律广义地称之曰“胡”.最初《化胡经》的“胡”字,是狭义地专指佛祖释迦牟尼和佛教.
佛教最早正式从印度传到中国,是东汉明帝刘庄的杰作.有一晚,刘庄做了个梦,梦见有一个大人,驰走殿庭,正要问他话,他却飞走了.醒来尚觉惊悸,早朝时便把梦境讲述给群臣听.博士傅毅奏道：”臣闻西方有神,其名曰佛.佛有佛经,即有佛教.昔武帝时,霍去病出讨西域,休屠王曾贡金佛像一尊,置诸甘泉宫中.想来陛下所梦,莫非即是佛的幻影.”刘庄听了,十分好奇,即遣郎中秦景、蔡愔出使天竺,求取佛像佛经.于是取来佛像与佛经四十二卷,用白马驮回.刘庄看到佛像,也并不是梦中的人；那些佛经都是梵文,也没有人看得懂.明帝即命在洛阳建寺,取名白马寺,放置佛经,让同来的两个天竺沙门住宿.渐渐有人去跟沙门学习佛法,中国儒家的士大夫们首先提出反对,认为佛教是夷狄乱言,无父无君,不耻一顾,或应该废除.
中国在西汉全盛时期,领导哲学思想是《黄老》,就是黄帝、老子的道家哲学思想,来道教称它做“黄老道”.道教是东汉时张陵在四川鹤鸣山创立的,最早称为“斗米道”.张陵把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作了注解（《想尔注》）,把《道德经》注成了宗教的经典,把老子这位哲学家供奉为教主,是道教最尊贵的神——太上老君.道士们对于西方传来的佛教,基本上与儒家有不同的看法.两汉以至于魏晋,道家思想、黄老哲学,以及老庄哲学,在社会上具有不可抗衡的势力和影响力,佛教传入中国,思想做法上与中国人格格不入,遭到的排斥力量很大,于是极力向道教靠拢.当时中国社会上就流传着这样的议论：认为佛教也不过是一种附属于道教的东西.它的教义理论,很多都是老子说过的,佛陀释迦牟尼讲的都是老子的理论,应该可以当它是道教里的一个分支.于是有人给它起了名字,叫做：“浮屠（佛陀）道”,把佛教轻易地包容了进来.这种一相情愿的看法,不仅是在道教里面,一般社会上也大多持这种看法.一种对佛陀个人颇为流行的说法是：“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佛陀）.浮屠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遣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顾盼之.其守一（守一是道教修炼中的一种方法）如此,乃能成道.”（见《后汉书·襄楷传》）.对佛教一般的流行看法是：“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老子西出关,过西域,至天竺教胡,及浮屠弟子合二十有九.”（见《三国志·魏书》）.可见当时对佛教的态度是包容的,并没有将它严肃对待；对佛教的教义,碍于语言,也是一知半解,大而化之.
当佛教初始传入中国,要想在中国“发扬光大”,它的难度之大,是可以想象的.经过了很久撮合,佛教不但把儒家的忠孝节义等思想拌和进去,甚至把道家的养生医术、图谶运命、阴阳五行、拳艺功法等都加以吸收.在理论上把“空宗”和“玄学”中类似的观点,尽量发挥.将一个印度的佛教,改头换面,变成了一个崭新的、不太和中国人基本思想抵触的“中国佛教”.同时强调“三世因果”、“天堂地狱”,把实证性格的儒家“不谈鬼神”的态度、道家“现世现报”思想的不够周延的地方,突现了出来.佛教的“转世回轮”给了人们无边际的浪漫和想象力；“布施赎罪”、“诵经超度”给了人们贿赂天神地只的取巧机缘；“念诵阿弥陀佛的佛号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允诺给了人们最简单方便的高升门路；利用了“浮屠道”的掩护,避开了许多不必要的排外打击.于是才一帆风顺地发展起来,乃至到了晋代,遂造成了喧宾夺主之势,是所谓佛史里所谓：“汉魏法微,晋代始盛”的发展过程.就在晋惠帝时期,激出了王浮道士的一部《老子化胡经》来.虽然《化胡经》的内容不过是再次补述传统中国人对佛教对看法,但由此证明：那时佛教已非当年的“吴下阿蒙”,势力已经大到不再“忍受”那种对“佛教不敬”的“诬谤”言论了.
不过这个“老子化胡论”的真正来源,很令人置疑.如果老子出关以后,骑着一条青牛,居然翻过喜马拉雅山,到了印度.恐怕以他诺大年纪,单人匹牛,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再者所谓“化胡”,由他本人亲自去印度,用印度语言开班讲课,就更匪夷所思了.因此所谓“化胡”的意思,就是老子转化成了胡人的释迦牟尼,说白了,也就是老子的灵魂投胎转世.据说：释迦牟尼出生的当时,就马上会说话,会走路.他从母腹出来,走了八步路,并且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口中说道：“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如此了不起的人物诞生,必须有一个了不起地灵魂来投胎才行,一些差一点层次的鬼魂,马马虎虎怎么能转世成为这么了不起的活伟人?这回轮转世的说法,是世界人类四大发源地中,唯印度才有的“特产”.中国的儒家原本很排斥这种飘渺无稽的“怪力乱神”鬼话,道家也不热衷,老子《道德经》中绝对没有转世之说.印度的佛教“三世因果论”是其基本理论,没有投胎转世的理论,也根本就没可能有佛教.到现在,西藏佛教领导人的“转世”还是铁定的制度.而老子转世成了释迦牟尼,这种神话只有印度人才能说得出口.从此得知,“老子化胡论”是佛教人士在中国的杰作.中国人,特别是道教人士,胡里胡涂吞下了这个包着糖衣的毒药,中了人家偷梁换柱之计.还自以为得意,把“化胡论”拿来当作与佛教斗争的主要武器,难怪“（王）浮屡曲”,既然说不过人家,失败的命运就绝对注定了.
佛教在晋代兴盛了起来,到了南北朝则盛到极点.例如南方梁朝的武帝萧衍,三次舍身在佛寺,然后要大臣们出资把他从佛寺中赎出来.这样为佛教筹募资金的办法,真是令人绝倒.也可以由此说明,佛教的势力何其浩大,政治、经济、宗教结成一体.萧衍不是傻瓜,而这样迷信佛教,当然是有他的目的和交换的代价的：第一,他要借重佛教来巩固自己的势力和统治权力；第二,在那个朝代像走马灯似的时代里,希望佛祖能大显威灵,保佑他福利平安,国祚绵长.殊不知佛祖是要世人摆脱罪恶苦难的红尘世界,他自己以身作则把过眼烟云的王朝荣华富贵、声色狗马,抛弃如同敝履.他曾警告说：“拜佛无益,反有祸害.”就是说,要靠拜佛去祈求福利平安、荣华富贵、声色狗马,根本是南辕北辙.佛要你舍弃,你偏要佛帮你窃取!你这个拜佛就拜倒在自己的迷惑、愚昧和罪恶中去了.造什么因,得什么果.所以萧衍式媚佛的结果,是国家反乱,自己饿死台城.这是时局的一面,即媚佛——对佛教妥协.
在当时的北方,恰巧相反.由于佛教势盛,给政府的压力太大,使得政府忍无可忍.于是政府就采取不只一次的反弹和反抗的姿态.中国历史上的“三武灭佛”（周武帝、魏武帝和唐武宗）,北朝独占其二,可见佛教当时的势力发展到什么程度.而佛教势力的继续扩张,并不因当时政府和帝王的态度,媚佛或是灭佛,而受到根本的影响,反而逐步强盛.
到了唐代,政府不能不制订政策：三教并尊,以道为大.李唐得国时与老子认了宗亲,政权建立后,把道士纳入宗正寺管辖,算是皇室中的一分子,并诏令：“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朝廷虽然特别偏袒道教,但对佛教、儒教并不敢疏忽,所以三教并尊.而佛教势力大到,不止一次地在盛唐时期要求召开“御前会议”,挑战道教,要和道教辩论,拚出个青红皂白.太宗时的御前辩论大会,有个法淋和尚,口才给便,嘴似悬河.处处都是他的理,道教辩不过他.唐太宗却捏他一个错,打了他的屁股,还把他流配远方.到了唐高宗,再开御前会议,佛、道再进行激辩,道教又辩不过.于是皇帝有这样的指令：“搜天下《化胡经》焚弃,不在道经之列.”这时的佛教为什么非要把《化胡经》禁绝呢?第一,他们的羽毛丰满,要独立门户,没有再利用老子的必要；第二,他们还很在乎“化胡”之说,成了个意识形态的问题,锱珠必较,绝不轻轻放过.从此可见佛教人士比道教人士尖锐,激进多了.不过朝廷诏令归诏令,执行归执行.上面虽有禁令,下面根本充耳不闻.到了中宗时代,佛教再度告御状,要求彻底执行.于是朝廷再度明令禁止,把《老子化胡经》列为国家永禁之书.政府的理由是：“这本书不是老子自己的著作,而老子的《道德经》把该讲多都讲了,没有了《化胡经》这本书,也没有什么亏损.倒不如把它禁了,省去许多麻烦.”实际上,《化胡经》还在继续流传.不仅如此,《化胡经》一面是被诏令禁止,可另一面,由当初的一卷,逐渐繁衍增加为十卷,反而成为一部巨著.不仅内容强化,而且成为道士的必修经典.除了《化胡经》本身增修了内容,同时还有一些有关的新书出现,如《老子开天经》《出塞纪》《玄妙篇》等等,广传天下.真是越打越强,越禁越多.这把佛教人士弄得非常恼火.
以后战乱相继,兵荒马乱,好容易到了宋代.宋代的气候并不太利于佛教,尤其是宋真宗赵恒,非常崇信道教,对编辑《道藏》下了很大功夫.这部《道藏》里不仅有《老子化胡经》,还加了“老子化波斯摩尼教”的故事.以后的神宗赵顼、徽宗赵佶都崇信道教.以再后又是战乱相继.大家都顾不过来争什么化胡的问题.
元代开始时,中国道教的《全真派》很得势,因为道士邱处机很受元太祖成吉思汗代的尊敬.后来在北京特别为邱道士建造了一所修养的大宅子,就是现在北京的《白云观》.全真道盛时,凭他一个教派单独的力量,就编辑了一部《道藏》,不仅内涵《老子化胡经》,还增加绘制了《老子八十一化胡图》.这时佛教气愤到了极点,居然提出口号,激烈到要“斩头相谢!”,要与道教以死相拚.时逢元廷后代子孙转而媚佛,在宪宗时,朝廷已经被佛教密宗所把持.继而喇嘛教大兴,喇嘛的势力大到在街道上,大庭广众之下,强奸男人（他们专好男色）,而地方官不敢过问.（见《元史》）元世祖忽必烈十八年,诏告天下：道家诸经,可留《道德》二篇,其余文字、版本及画图,一概焚毁,隐者罪之.全真道在元初所编辑的《道藏》——《大元玄都宝藏》,计有七千八百多卷,几乎被焚禁殆尽.
元朝规定,把国内人种分成四等：最上等是蒙古族；次等民族是“色目人”,就是洋人；三等民族是汉人；末等是南人.对代表汉族文化的道教,成了被歧视、打压的首要对象.所以,佛教时逢其会,终于得到了全盘胜利.这次对《道藏》的毁禁,执行非常彻底,人民不敢匿藏.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大劫,永难弥补.后来明朝定鼎,集全国的力量,复修《道藏》,仅得五千三百余卷.其余二千五百多卷,俱已葬身火窟,包括《老子化胡经》,据说《老子化胡经》从世上永远绝迹了.清朝是满洲人入主中国,对汉人有一定的歧视和顾忌.虽然没有对《道藏》作过过激的毁损,不过在精神上,打击和压制代表汉文化的道教,是不遗余力的,例如,把统理天下道教的张天师,从国师二品的地位贬为五品,品级不如一个知府的地位,同时永禁张天师到北京；另一面却欢迎达赖喇嘛到北京.经过满清三百年的打压,道教到现在都没能完全回复元气.
其实,世界上五大宗教,道、儒、释、耶、回,各家都有一本“化胡经”.儒家的“怀来远人”,不是叫明了,对那不知”礼义”的夷狄,都要用怀柔的方法,把他们同化过来吗?事实上,最古的夷狄不说,晋后五胡乱华,那些“胡人”现在都到哪里去了?蒙元人,特别是满清人,他们又都到哪里去了.没有人能否认,汉文化具有巨大的同化能.释（佛）教的“普渡众生,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又当怎样解释呢?明明不是固步自封,而是扩张主义的.这不就是佛教的“化胡（华）经”吗?佛教传到中国,表面好像是汉明帝始为俑者.实际上,武帝时放在甘泉宫的金佛像是怎么来的?傅毅又怎么会把汉明帝的梦,一下子就附会到佛教上面去?可见在明帝前佛教已经非正式地传到了中国.如果佛教完全没有“侵华”的意图,为什么留在中国不回印度去,并且拼死拼活地在中国抢地盘?对耶（基督）教来说,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不是耶教的“化胡经”么?曾记得清末,西洋人到中国来传基督教,不惜以“坚船利炮”为后盾.他们也费了好大力气,闹到天翻地覆.可是到现在中国真正基督教民,到底又有多少,占13亿人口的几分之几?恐怕还是微乎其微.却白白牺牲了好些宝贵生命,白费好些枪炮子弹.美国是有名的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可真正的基督徒都还不过是凤毛麟角.因为耶稣说：“人家打你的左脸,你要连右脸也给他打.人家要你的外衣,你要连里衣也给他.”“见到女人就动淫念的,就已经犯了奸淫的罪,难免地狱的火.”“你若要进天国,必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周济穷人,然后来跟从我.”回教当初有“一手可兰经,一手杀人刀”口号,也是他们的“化胡经”,一度也真是轰轰烈烈.此外,古今中外,学术思想的互相传承,很难划出一定的界线.黑格尔说：“存在的必合理；合理的必存在.”这个道理在学术思想的传承上,也是相通的.
只有道教单独写了一部《化胡经》,却是在老和尚们喋呱不休,不可理谕之后,王浮才“不可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显然是被逼出来的.不知道沙门都已经在中华有了相当的地盘了,何以还如此咄咄逼人?其实,道教传入印度也是千真万确的事.例如：唐太宗时,唐僧陈江流到印度留学,去了十四年,在天竺很受尸罗逸多王的优待.因为唐僧屡次在国王面前陈说中国如何强大,天子如何英武圣明.唐僧回国时,带回佛经六百五十部.尸罗逸多王派遣了使节随唐僧东来,谒见太宗,奉上表文.太宗遂派梁怀儆持节往抚.到了天竺,尸罗逸多王说：“中国是摩诃震旦,今有使节到来,理当出迎.”于是出郊恭迓,膜拜受诏,顶在头上.更遣使同梁怀儆入朝,献上入火珠、郁金香、菩提树等礼物.太宗也厚赏来使,遣令西归.贞观廿二年,太宗令王玄策为使、蒋师仁为副,出使天竺.到了边境,竟突然有印度兵来袭.王大使只有从骑数十人,且战且走.与副使脱身逃到了吐蕃,从骑全部阵亡.吐蕃赞普弄赞派兵千人出援玄策,并檄召各部落共讨天竺.泥婆罗国遣七千骑来会.当由王、蒋二人率领,兼程南下,猛攻三月,胜了又胜.原来尸罗逸多王去世,大臣阿罗那顺篡位自立为王,怕唐廷问罪,所以发兵拒绝唐使.自是阿罗那顺大败亏输,最后只有束手就擒.王玄策打下了印度五百八十余城,执送阿罗那顺一家,献俘阙下.太宗责他谋国篡位,拒绝天使,罪应加诛.到底皇恩浩荡,特开法网,恕他不死.惟阿罗那顺身边站立着一个人,庞眉皓首,鹤发童颜.太宗问他名字,他俯伏金阶,自称名叫那逻迩娑婆寐,现已二百余岁,素奉道教,得老子真传,所以长生.太宗闻言,益加礼遇,令他改居宾馆,早晚请教.后来不久,他以年老,不服中国水土,请求回国,太宗遂下令,礼送他回印度.
从这段史实来看,佛教由印度传到中国,而同时道教也由中国传到印度.不然那逻迩娑婆寐,如何能“素奉道教,得老子真传,以得长生”?他德高望重,并无所干求,又何必说谎?他鹤发童颜也不能是装腔作势.老子“化胡”之说,由此为证,应不是空穴来风.至今,原是印度的佛教,在印度已经没落,而在中国经过道化和儒化后的佛教,成为“中国式的佛教”,亦已化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从广义来说,这也未始不是“化胡”的结果.例如“佛”这个字,是中国人的独创.印度话应该称为：不达或不得哈.拼音是Buddha,中国人叫他作“佛”（fo）,印度的释迦牟尼在天上应该是听不懂,不知所云的.“阿弥陀佛”的名号,念了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经》）.正确发音应该是：“啊米达不得哈”.如果念成“阿弥陀佛”,是否还能产生效果?同样,中国人叫“菩萨”,印度文应该称：玻的撒他乏 （Bodhisattva）.中国人如果喊叫：“菩萨救我”,那印度的”玻的撒他乏”,也应该不知道是谁在叫谁.这三个佛教里最重要的字,完全是中国的,是中国人独创的名词.诸如此类.除了从前印度的佛教不说,就是《印度教》的教义里面,不是有着浓厚的道教色彩吗?就是德国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与他所用的辩证法,处处都能见到老子的身影.
前些时,有人作过调查研究说,现今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第一是基督教的《圣经》,第二是老子的《道德经》.基督教教会和团体为了传教,往往大批赠送圣经,这自然会使圣经的销售量大增.如果从个人自愿购买的角度来看,《道德经》从来没有被人在现今世界上大量赠送.既然如此,那么真正居首位的应该使《道德经》了.即使是居第二位,全世界多少人在读《道德经》?难道读者们不多少受到老子的教导和启发吗?这难道不是一种广义的“化胡”吗?比起从前单化佛教的意义大得多了.中国政府从来没有用“坚船利炮”,到世界上去推广过《道德经》.《道德经》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全凭它自身的合理性、实用性和学术性,这种发展全是自然而然,很合乎老子本意的.
过去在中国历史里,佛、道两教之争,只限于“辩论”和“打笔墨官司”.最后,言归于好,所谓“佛道一家”.这是非常文明的作风,也是中国式的.不像欧、美,和世界他处宗教间的争执,造成战祸,杀人流血,极为残酷,是千年不解的深仇大恨.
虽说道教的《老子化胡经》已经在元代就绝迹了,凑巧有人又在敦煌卷子中找到了它,可供今人研读.我现在手头就有厚厚的一本英文本的《老子化胡经》!把玩一番之后,想起这部书曾经引起过许多曲折,不禁令人突发思古之幽情!